现在也是,她的脑海里开始不受控制地反复浮现出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片段。
那些片段,都和“长姐”这个身份紧紧绑定。
她被这个身份牢牢束缚着,反复压迫着。
那些画面,比这间漆黑阴冷的囚室,还要让她窒息。
她想起了家中的一切,其实她刚出生那几年,家里条件并不算差。
父亲在镇上做着小生意,母亲操持家务,虽不富裕,但三餐温饱无忧,
父母也还算疼她,会给她买廉价的糖果,会在她放学路上等她,那是她这辈子最温暖的时光。
变故是在她五岁那年,父亲的生意被人骗了,不仅赔光了所有积蓄,还欠了一屁股外债。
父亲急火攻心中风,虽保住了性命,却再也干不了重活,家里的天一下子就塌了。
家里的重担全压在了母亲身上,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紧巴。
母亲看着卧床的丈夫,又看着眼前的女儿,心里渐渐生出了执念——
她需要一个儿子。
一个能长大后撑起这个家、给父亲养老送终、还能传宗接代的儿子。
在农村,“无儿绝后”的想法刻在母亲骨子里,尤其是家里遭了变故,她更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“生儿子”上,觉得女儿终究是“外人”,迟早要嫁出去,指望不上。
后来,母亲如愿生下了弟弟。
家里虽更拮据了,但母亲却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,对弟弟百般疼爱,捧在手里怕摔了,含在嘴里怕化了,家里所有能省下来的东西,全都是弟弟的。
而她,从弟弟出生那天起,就彻底失去了“女儿”的身份,变成了家里的边缘人物。
母亲常对她说:
“你是姐姐,让着弟弟是应该的,等你弟弟长大了,就会养你和你爸,你现在多付出点,都是应该的。”
可命运偏不眷顾这个破败的家。
弟弟三岁那年,被查出患有罕见的遗传病,从小就卧病在床,无法像正常孩子一样跑跳玩耍,连自理都成了问题。
医生说,弟弟的病需要长期用药、定期复查。
巨额的医药费像一座大山,再次压在了这个本就摇摇欲坠的家里。
母亲彻底慌了,却也更加固执——
这是她唯一的儿子,就算砸锅卖铁,也要把他治好。